王守仁是什么星座 ,圣人王阳明的星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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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三十日天秤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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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守仁是什么星座：王守仁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

王阳明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是学会做人
每个人的生命，都不应该仅仅是眼前的苟且，更应该有诗与远方的田野……
现代社会，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各种困境。
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总想着找到一种方法可以马上解决问题，但结果往往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
开始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点缓解，然后，又周而复始，不断在烦恼里循环。
比如，工作上遇到麻烦，我们可能会选择跳槽来解决当前的困境。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想清楚，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工作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？我在工作中可以为别人带来什么？那么，工作就会一直困扰你。
婚姻也是如此，最近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话题沸沸扬扬。
但如果夫妻双方不从根本上想清楚，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婚姻对我意味着什么？我在婚姻里想要得到什么？我愿意承担的责任是什么？
那么，婚姻问题就会一直困扰你。离婚冷静期只能治标，而非治本。
但我们常常不愿意从源头上去解决人生问题，总是为自己找了很多借口，比如：“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；我的星座是摩羯座，没有办法；我的属相是兔子，性格就是这样的，没有办法。”
这种性格决定行为的理念，阻碍了我们对于自我的认知，尤其阻碍了我们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努力。
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，不是性格决定行为，而是行为决定性格。
并不是因为你是摩羯座，有了一个固定的性格来决定你的行为，恰恰相反，是你的行为在决定你的性格。
人生最本质的事情就是做人
人类个体几乎经历了一样的生命孕育的过程，但生而为人的性格和行为往往天差地别。人之所以会命运各不相同，哲学家叔本华归纳出三个原因：
第一：人是什么（这里的人是广义的人格，比如健康、力量、气质、道德、理智、教养等）。
第二：人有什么（这里的人就是财产和各种所有物）。
第三：一个人在他人的评价中处于什么地位。
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，“人是什么”比“人有什么”要重要得多。你需要去追求物质、名誉，但你更需要追求的，是你独立而健康的个性。
能够让我们应对变化的，从根本上说，并不是找一个稳定的公司、职业、技能，这些都靠不住，甚至房地产也靠不住。
靠得住的，只有你自己的德性、思维方式、学习能力、心理承受力等等，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你的，能够确保你在险恶的尘世平安生活的根基。
人生最本质的事情就是做人，做人就是成就自己的人格。
如果我们把握了做人这个根本，那么，一生就很简单，却又很丰富；根脉清晰，枝繁叶茂。
如果我们不能把做人这一件事做好，那么，做其它再多的事也没有什么用。
做人的过程，并不是一个索取的过程，而是一个把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挖掘出来的过程，是一个回归的过程，是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把控的。
但很多人的困境在于，把所有的目标和精力都聚焦在一些自己无法把控的事情上，比如做官，发财，他们穷尽力气去追逐，却忘掉了自己唯一可以把控的事情，其实是做人。
王阳明的立志成圣之道
说到“做人”，不能不提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。他是心学的集大成者，他的“知行合一”对后世影响巨大。
而王阳明心学最大的意义，就是提醒我们回到“做人”这个根本上来。
王阳明提出过三个原则：你应该有一个高于世俗的人生目标；你应该为你唯一的人生目标找到动力；你应该把任何事情当做你唯一目标的实现手段。
王阳明大约在12岁的少年时代，就确立了“读书做圣贤”的志向，这个志向一下子把王阳明和同时代人拉开了距离。
那个时代的读书人，大部分都希望通过科举实现自我价值，但这个自我价值只是为了做官，读书已经不是为了人格的完善，而仅仅只是为了做官。
王阳明的立志成圣，既没有走上退隐的路，也没有走上绝大多数人走的做官的路，而是走了一条自我人格完善的路。
他回到了儒家的初心，恢复了儒家的源流：要做人，做你应该成为的那种人。
成为圣贤，作为王阳明唯一的人生目标和终身追求的理念，不仅是心学的起点，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。
著名文化学者费勇教授所著的一本《做人》以浅白的语言解读王阳明的五个生活法则：这是有关日常生活困惑的答案书，一本切实可行的“做人“指导手册。
如何在工作中获得幸福？如何找到内心真正的热爱？如何拥有不焦虑的人生？
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往往身陷于各种各样的苦恼中，往往在世俗标准和内心追求中左右摇摆。
而在“三不朽”圣人王阳明看来，解决一切生活问题的根源，就在于“做人”这颗种子。王阳明将生活的全部答案，归结为“做人”二字——做人，就是做你应该成为的那个人。

王守仁是什么星座,圣人王阳明的星座图2

王守仁是什么星座：扭转王阳明人生命运的机会多少岁

王守仁（1472-1529），汉族，浙江余姚人。字伯安，号阳明子，世称阳明先生，故又称王阳明。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和军事家。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，非但精通儒家、佛家、道家，而且能够统军征战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。封“先儒”，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。
明赏罚
主张明“赏罚”以提高统治效力，行德治礼教以预防“犯罪”他认为：赏罚乃“国之大典”，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。而当时“盗贼”日益增多，是由于“招抚”太滥，“招抚”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，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，以至于“进而效死，无爵赏之劝；退而奔逃，无诛戮之及”。象这样法令不明，赏罚不信，即使有百万的兵力，也是没有用处的。他还主张“赏不逾时，罚不后事”，认为过时的奖赏，等于没有奖赏，过时的惩罚，等于没有惩罚，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。这些主张的目的，集中到一点，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，以“破山中贼”。　　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，减少犯上作乱。他说：“民穷必有盗贼”，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，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，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。因而有必要“罢冗员之俸，损不急之赏，止无名之征，节用省费”，对灾民实行“赈济”、“免租”，使他们“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”。所以，他反对“蔑道德而专法令”，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，立即“建立学校，以移易风俗”，以求得久安长治。他教导下级官吏说，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，诚心“爱民”，贯彻“抚缉教养”的方针，即使是蛮夷的人，也是可以被感化的；即使是产生“盗贼强梁”的地方，也是可以变为“礼义冠裳”的所在。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，集中到一点，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，以“破心中贼”。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。他强调刑罚是“德治教化”的保障，“果有顽梗强横，不服政化者”，就一定要“即行擒拿，治以军法，毋容纵盗，益长刁顽”。
量情法
强调执法要“情法交申”，区别对待他反对“贪功妄杀，玉石不分”。例如处理“宸濠之乱”的反叛人员时，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，至于各“从逆”的人犯，则认为“原情亦非得已，宥之则失于轻，处斩似伤于重”，不如“俯顺舆情”，判处永远充军，使“情法得以两尽”，“以存罪疑惟轻之仁”。在另外一个“告示”中，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“作乱”的人，免于追究，“俱准投首免死，给照复业生理”。这样作既使得“谗谀知警，国宪可明”，也显示了朝廷的“仁慈”。这正是他的“绥柔流贼”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。此外，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，特别是在“地里遥远，政教不及”的边远地区和“小民罔知法度”的情况下，一切“词讼差徭钱粮学校”等事务，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，作权宜的处置：“应申请者申请，应兴革者兴革，务在畜众安民，不必牵制文法”。在“行法以振威”的原则下，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。
重纲纪
求重视“纲纪”，整肃执法之吏，杜绝“法外之诛”他认为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。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，如居心刻薄，“骚扰道路，仗势而夺功，无劳而冒赏，懈战士之心，兴边戍之怨”的情况，要大力加以整肃，特别是对“戾于法”的执法之吏，应当严格要求。但是他指出，在审判中，“刑曹典司狱讼”，事情“繁剧难为”。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，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，“未出于口，而辱已加于身；事未解于倒悬，而机已发于陷阱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使他们“不挠于理法，不罹于祸败”是很难的。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、严明赏罚入手，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。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，杜绝“法外之诛”，指出京师的“提牢厅”，是“天下之狱皆在焉”的重地，负责提牢的官吏，不能不慎重对待，特别对于“桎梏之缓急，扃钥之启闭，寒暑早夜之异防，饥渴疾病之殊养”，甚至于微贱到“箕帚刀锥”、“涤垢除下”的事，无不应当认真注意，以“身亲之”。这样才能既防止“变故不测之虞”，又可免使囚者被“轻弃之于死地”。他还强调，狱中囚犯的再行“犯罪”，并非全是“禁防之不密”，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。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“令不苛而密”，使囚犯免受“法外之诛”，才能避免“弊兴害作”。思想成就
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。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，用以对抗程朱学派。他说：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并以此作王守仁立像
[1]为讲学的宗旨。他断言：“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”，“天理即是人欲”；否认心外有理、有事，有物。认为为学“惟学得其心”，“譬之植焉，心其根也。学也者，其培壅之者也，灌溉之者也，扶植而删锄之者也，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。”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，以达到所谓“万物一体”的境界。他的“知行合一”和“知行并进”说，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“知先后行”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。他论儿童教育，反对“鞭挞绳缚，若待拘囚”，主张“必使其趋向鼓舞，中心喜悦”以达到“自然日长日化”。他的学说以“反传统”的姿态出现，在明代中期以后，形成了阳明学派，影响很大。他广收门徒，遍及各地。死后，“王学”虽分成几个流派，但同出一宗，各见其长。他的哲学思想，远播海外，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。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“一生伏首拜阳明”的腰牌。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：徐阶，张居正，海瑞，陶行知等，名扬海外！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、教育家，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。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，回故乡时，常游览名胜古迹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如他写的《忆龙泉山》：　　我爱龙泉山，山僧颇疏野。　　尽日坐井栏，有时卧松下。　　一夕别云山，三年走车马。　　愧杀岩下泉，朝夕自清泻。　　王守仁的游足还到奉化雪窦山，他写的《雪窦山》诗明丽、秀拔。数百年来被人们传诵不息。　　穷山路断独来难，过尽千溪见石坛。　　高阁鸣钟僧睡起，深林无暑葛衣寒。　　壑雷隐隐连岩瀑，山雨森森映竹竿。　　莫讶诸峰俱眼熟，当年曾向画图看。　　王守仁的一生，著作甚丰。他死后，由门人辑成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三十八卷，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《传习录》和《大学问》。　　他将心学凝成四句话，即心学四诀：王守仁
无善无恶心之体，　　有善有恶意之动。　　知善知恶是良知，　　为善去恶是格物。　　余姚“四碑亭”，留有纪念他的碑亭。碑文是：明先贤王阳明故里。楹联：曾将大学垂名教，尚有高楼揭瑞云。横额：真三不朽。
思想主张
心外无理：　　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，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，因此他们被称为“陆王学派”。陆九渊从“心即理”说出发，认为格物的下手处，就是体认本心。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，他说：陆象山之学，“其学问思辨，致知格物之语，虽亦未免沿袭之累”。　　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“至理”的“格物致知”方法，因为事理无穷无尽，格之则未免烦累，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“理”，认为“理”全在人“心”，“理”化生宇宙天地万物，人秉其秀气，故人心自秉其精要。　　正如陆九渊所言“心接具是理，心即理也”，何消外求？故明“本心”则明“天理”。故王守仁强调：“心一而已，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，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，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。不可以心外求仁，不可外心以求义，独可外心以求理乎？外心以求理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；求理于吾心，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。” 　　知行合一：　　在知与行的关系上，王守仁从“天地万物本吾一体”出发，他反对朱熹的“先知后行”之说。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。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，而不去实行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，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。比如，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；知道仁爱的时候，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，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，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。他的目的在于“发动处有不善，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需要彻根彻底，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”。　　对于朱熹的“先知后行”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，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《传习录》中是这样理解的，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，而忽略了行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，于是开始强调要知，更要行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。北京交通大学、东北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。　　致良知：　　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“致良知”：“某于此良知之说，从百死千难中得来，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，只恐学者得之容易，把作一种光景玩弄，不实落用功，负此知耳！” 　　唯求其是：　　王阳明倡“君子之学，唯求其是”的“求是”学风，并多有阐发。时至今日，“求是”精神仍然十分重要。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。　　士农工商：　　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七中提出，“士农工商谓之四民，其说始于管子（管仲）。”王阳明认为士、农、工、商“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，则一而已”，且进一步说明“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，其尽心焉一也”的观点，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“贱业”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。（《节庵公墓表》）王阳明《传习录拾遗》说：“虽经日作买卖，不害其为圣为贤”。此说被称为“新四民论”。　　四句教：　　“四句教”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，即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”四句。　　良知是心之本体，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，是天理，在未发之中，是无善无恶的，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，它是“未发之中”，不可以善恶分，故无善无恶；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，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，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，善恶的差别，他可以说是“已发”，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，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，中者善，不中者恶；良知虽然无善无恶，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，这是知的本体；一切学问，修养归结到一点，就是要为善去恶，即以良知为标准，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。　　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，是天理，在未发之中，是无善无恶的，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。　　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，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，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，把恶当作善，把善当作恶，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，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　　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，不是天理，这时就要反诸求己。　　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。　　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，才能有正确的良知，才能正确的格物。　　什么是有理，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，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。　　天理不是靠空谈的，是靠格物致知。靠实践，靠自省，即“知行合一”。　　心中有天理，无私心，就好比世间有规矩，有规律，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。无论有多少方和圆，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，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，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。天理就在人的心中。　　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，即是“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”，“闲观物态皆生意，静悟天机入穴冥。道在险夷随地乐，心意鱼鸟自流形”的“真乐”或“真吾”状态。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，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。在这种“至乐”境界之中，人与“大化”流行，“逍遥”于“人生山水”之间，实现了社会与自然、理性与感性、美与善相统一，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。　　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体验。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，偶一回头，发现先人衣决飘飘，面对蝇营狗苟生活着的人们，早已微笑的将我们宿命的留在艰苦跋涉的道路上，而兀自去追求那种自在清明的圣人生活去了。也只有在这假日，我才能去触摸内心本有的“良知“，王氏的“格物致知”显然对我而言，比朱熹的要亲和受用的多了。　　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、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，指出心、性、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，并通过心性“无善无不善”的分析，指出王阳明所说的“至善”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。最后，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，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，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思想演变
十七岁时，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，可在结婚的当天，大家都找不到他。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道教的铁柱宫，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，他就向道士请教，道士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，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，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。此后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讨论养生的问题。　　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，当时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笑着说：“你这次不中，来科必中状元，试作来科状元赋。”王阳明悬笔立就，朝中诸老惊为天才。王守仁
嫉妒者议论说，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，必然目中无人。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，又未考中。　　二十八岁礼部会试时，他考试出色，名列前茅，中了进士，授兵部主事。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，为了实践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，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，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人却因此病倒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守仁格竹”。从此，王阳明对“格物”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。　　明武宗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，因反对宦官刘瑾，被廷杖四十，谪贬至贵州龙场（贵阳西北七十里，修文县治）当驿丞。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，龙场万山丛薄，苗、僚杂居，使他对《大学》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，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。认识到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”史称龙场悟道。他在这段时期写了“训龙场诸生”。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“心外无理，心外无物”理论迷惑不解，向他请教说：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，与我心有何关系？他回答说：“尔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。尔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，一时明白起来。便知此花，不在尔的心外。”
教育思想
《传习录》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载于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为一至三卷，亦有单行本。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，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“格物论”、“心即理”，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；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，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，此外还有《社会教条》等。王守仁题跋像
[2]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《答顾东桥书》(又名《答人论学书》)和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，着重阐述了“知行合一”和“致良知”理论；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，另一部分是《朱子晚年定论》。《朱子晚年定论》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“大悟旧说之非”的自责文字，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，证明朱熹晚年确有“返本求真”的“心学”倾向。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“良知”与“致良知”的。《传习录》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，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，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“教典”，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。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，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，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，未作进一步地整理，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。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，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，但阅读这些书信时，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，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，但由于编者的取舍，如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、《大学问》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，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，明显有不足之感。所以在评介《传习录》一书时，有必要联系《全书》中的其他篇章。
至理名言
1．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” 　　2．“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。” 　　3．“心即理也。”“心外无理，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。” 　　4．“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；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。” 　　5．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（四句教）　　6．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 　　7．“有志于圣人之学者，外孔、孟之训而他求，是舍日月之明，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，不亦谬乎？” 　　8．“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，儒、佛、老、庄皆我之用，是之谓大道。二氏自私其身，是之谓小道。” 　　9．“殃莫大于叨天之功，罪莫大于掩人之善，恶莫深于袭下之能，辱莫重于忘己之耻，四者备而祸全。” 　　10．“夫学贵得之于心。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，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？求之于心而是也，虽其言出于庸常，不敢以为非也，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？” 　　11．“所以为圣者，在纯乎天理，而不在才力也。故虽凡人，而肯为学，使此心纯乎天理，则亦可为圣人。” 　　12．“天地虽大，但有一念向善，心存良知，虽凡夫俗子，皆可为圣贤